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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底气

 
文章附图
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,实现了年均9.9%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增长率,是世界经济发?#25925;飛系?#19968;个奇迹。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,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,就容易产生疑惑。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,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;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,一次次喊着“狼来了”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,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;还有一些投机者,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,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,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,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。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,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,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。
快与慢的经济发?#26500;?#24459;
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,但是,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。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,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,因此,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,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,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。然而,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,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,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,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,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?#26500;?#24459;作用的结果,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。
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?#20449;?#21015;,可以看到,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,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。处在更高收入水平?#31995;?#20013;国,与之前自身处在?#31995;?#25910;入水平时比?#24076;?#22686;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。更应该关注的是,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?#36857;?#20013;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,?#25925;?#22312;2000年—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,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(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)时,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?#19994;?#24179;均水平。因此,无须?#21448;?#26399;性、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?#20013;?#21453;弹,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,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。
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,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。他们认为,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,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,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,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,中国增长终将减速。这个判?#31995;故?#35828;得通的。不过说不通的是,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%左?#19994;摹?#22343;值”上来。或许,他是因为?#31449;?#27809;能明白,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,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?#20064;?#37322;放人口红利,现在虽然增长减速,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,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。并且,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挖掘传统发展动能,培养新的发展动能,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,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。
量与?#23454;?#32463;济发展内涵
我们并非盲目乐观,而且毋?#22815;?#35328;,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。然而,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,?#21019;?#22312;着发展的“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?#20013;薄?#31526;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,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,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。事实上,恰恰是在增长速?#35748;?#34892;的同时,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、协调和可?#20013;?#30340;发?#26500;?#36947;。
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。从拉动需求的“三驾马车”看,消?#30740;?#27714;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.1%提高到2015年的66.4%,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.2倍。第三产业发展加速,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,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,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.7倍。此外,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,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,地区发展更加平衡。
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。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,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,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。例如,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、科?#27982;?#38598;度、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,识别出一些行业?#28304;?#34920;新经济,并构造了一个“新经济指数?#20445;?#21457;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,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,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。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“经济复杂度指数”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,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,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,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。
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。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,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。?#29992;?#25910;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,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?#29992;瘛?#20197;不变价格计算,城乡?#29992;?#25910;入差距于2009年达2.67∶1的峰值后,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.40∶1,与此同时,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.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.47。
改革、增长和稳定的统一
最近,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,中国?#22952;?#24182;寻求的改革、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,不可能同时达到,?#31449;?#35201;有所取舍,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。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,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,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,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。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、分析问题和寻?#39029;?#36335;,就会发现,改革、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?#24605;?#24444;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。恰恰相反,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,从供给侧入手,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,可?#28304;?#20854;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。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,即属于此类改革,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。例如,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,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。我们的分析表明,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,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.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;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,则可以赢得0.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。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、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、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?#20064;?#31561;等。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,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,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,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、增长和稳定“不可能三角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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